“一房二卖”行为中出卖人和次买受人是否为恶意串通，可从如下角度进行判断：
1. 次买受人是否实际看过房。
2. 出卖人与次买受人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
3. 是否有实际支付房款的凭证以及购买价是否在市价合理起伏范围内。
4. 出卖人与次买受人对房屋买卖中的重要条款（如付款方式、产权过户办理、税费支付、房屋交付、逾期交房违约责任、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等内容）是否有约定，如有约定，约定的内容是否符合市场规律。
5. 如出卖人与次买受人之间的交易过程有不合常理之处，是否有合理解释。
综上，纵观相关法律法规，“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和证明标准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对“恶意串通”的判断主要为要求法官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审查判断证据从而进行事实推定，即根据一个正常人的一系列行为，推定其知道某一情形或知道自己行为的必然后果，通过对其行为中不合常理情况的分析，可推定其在行为当时是否存在主观恶意，由此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过，该类案件的举证角度虽具有个案差异，但对“恶意”的认定规律不是无迹可寻，可通过类案检索的方式予以总结。
引用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