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到底能不能向嫌疑人出示案卷或同案犯供述

      辩护律师能否将案卷材料出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长期困扰律师刑事辩护的棘手问题。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否出示证据语焉不详，有学者根据当时的《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办案规范（试行）》第47条、《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23条，认为：“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关于案件事实的交流是单向度的，只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律师提供相关的陈述，而律师不能向其当事人透露有关案情和证据的信息”⑴，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能将同案犯供述等证据向其宣读，否则被认为有串供之嫌。以2009年重庆“李庄案”为例，认定李庄构成律师伪证罪的重要一点便是“辩护律师李庄在会见犯罪嫌疑人龚刚模时，向犯罪嫌疑人龚刚模宣读同案犯樊奇杭的供述”⑵。李庄辩护律师高子程撰文认为，将从法院复制的案卷材料出示给被告人，是落实被告人的辩护权，履行律师法定职责的需要⑶。这引起了学界对辩护律师会见是否可以宣读同案犯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阅卷权的争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赋予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有“核实有关证据”的权利，其是否允许向被告人出示同案犯供述、证言等，成为正在制定的关于律师刑事辩护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主要争议点。

      从我国立法意图、独立辩护理论、保障查明事实真相的角度，对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权利进行限制很有必要。然而，对辩护律师行使核实证据的权利，不应采取证据类别的限制方式，应要求辩护律师遵守“存疑核实”的原则， 将涉密信息排除在核实之外，且以口头交流的核实方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