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几种方法

　　法律要如何去解释，也即为法律解释的具体方法。由于立法、司法体制及法律传统的差异，各国学者们对解释方法的具体分类观点纷呈，又复杂精彩。波斯纳就曾提到，有学者在成文法的解释著作中曾列举了396条法律解释规则。[⑧]国内对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也较为零乱，标准并不统一。归纳而言，有语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扩充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反对解释等等。

　　但不论把具体的解释方法如何命名，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同样或类似的法律文本，不论你用何种解释理论，用何种名称的解释方法，应当能得到同样或类似的公正判决，此即为德沃金所言的“唯一正解”。这与其说是不同解释方法的殊途同归，不如说是一种解释的智慧。甚至不妨认为，“结果”不是“解释”出来的，相反，是“解释结果”决定了如何“解释”。因此，选择不一样的解释方法就会得出不一样的解释结果，而“期待”什么样的解释结果，必然会导致选择什么样的“解释方法”。

　　比如，同样为圣经中的一个戒条，基督教和犹太教基于不同的目的，选择了不同的解释，并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⑨]因而，如果纠缠于各种解释方法的名称或者异同，争论于各种解释方法间的联系与区别，既无必要，也难以从概念上完全科学界定。笔者认为，对于法律解释的具体方法的分类，不妨尽可能予以类型化并保证各种分类方法外延和内涵的自洽性，同时，不同解释方法的命名要尽可能反映客观认知规律，符合法律推理的客观过程，也便于法官等法律职业群体去运用，且要符合各国的法治国情。因而，总结现有法律解释方法的论述，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不妨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五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