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被称为是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条款，一时间成为民法典中的一个亮点与热点。回顾历史，古代是如何处理与评价见义勇为行为的呢？
出土文献中见义勇为行为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记载了一则发生在秦昭王四十一年的“夺首案”。说的是丙持剑故意伤害丁，抢夺丁所得的敌军首级（秦制以斩敌首多少论功晋级，后因称斩下的人头为“首级”），被某里之士伍甲看到，遂出手相救，将丙扭送官府。尽管此案最终的处理结果不详，但案件内容出现在记载审判原则和司法程序规范的《封诊式》之中，足见秦律对主动阻止犯罪行为有鼓励之意。而岳麓秦简所记“得之强与弃妻奸案”，则能更详细反映时人在阻止犯罪问题上的态度。
该案说的是一名叫“得之”的当阳县吏，日暮时分遇到被其休掉的妻子，欲行奸。其前妻不从反抗，奈何力不能抗，遂托辞外面不便，要回住处以拖延时间。路上先后遇到颠、睢两人，前妻大声呼救，两人均阻止得之。事后，他们又到官府为该女子作证，指认得之的罪行。一案中相继两名路人高度同质性的行为，足见秦人还是比较愿意路见不平尽力相助的。尽管因为材料的局限，先秦时期关于见义勇为之事记载不多，但考察此时期的立法规范，可以看出当时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制与价值评断。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有了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制度，说的是在逃人员身上若有钱，此钱应作为奖励，给追捕逃犯之人。“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意即遇见杀人、伤害等恶性行为，百步之内的路人均有救护义务，如果胆怯冷漠，见义不为，则会被处“赀二甲”之罚金。而“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则显示了对正在遭受盗窃和伤害的邻居，周围人应有的行为规范。一般情况下，邻居和负有监管职责的官员典、老都负有救助义务；如若不在家，确实没有听到呼救，一般邻居可以免责，典、老仍应论罪。
通过上面三条《法律答问》可以看出，秦法对见义勇为是鼓励的，但在法家性恶论与重刑主义思想之下，“见义勇为”超越了理性自由与选择，而被设制为一种法定的义务。民众更多的时候，面临的不是要不要见义勇为，而是不得不见义必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法律儒家化亦成为传统法律文明发展与嬗变的一条主轴，“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圣训，自然也上升为法条进入历朝正律之内。有意思的是，尽管立法背后的指导思想未必全同，但中古以降，在法制层面对待见义勇为的态度与规定却与秦律高度趋同。一方面仍然是用物质利益刺激丶激励民众积极见义勇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的《捕亡令》规定：“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简言之，是以犯罪赃款与罚款的全部或部分作为奖励，用以激励见义勇为者；若赃款费尽，则由政府出资奖励见义勇为者。这一立法精神为宋、元两朝沿袭。到了明代，除了前朝的经济奖励外，见义勇为甚至可以成为民众出仕的进身之阶，《大明令》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予一官。”足见历代对见义勇为的贾勇之切。
另一方面，自唐律以来，历代律典也始终将见义勇为赋予浓重的义务色彩，便有了如下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窃盗者，各减二等”“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要求民众在遇到特定的暴力犯罪时，必须尽力履行救助义务，否则将会受到刑事处罚，体现出了传统司法的义务本位和国家主义底色。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司法价值引导之下，许多有所成就的历史人物，时常会留下豪侠自任、义气云涌的记录，譬如被誉为“江东猛虎”的孙坚、隋末军事首领窦建德以及开启宋代古文运动的一代文宗柳开等，均因有见义勇为的壮举而留名青史，足见传统法律文化之下社会的尚义尚武之气。
当然，传统法制关于见义勇为的一整套制度，在立法目的层面强调的是国家或朝廷的利益，而忽略了个人权益，将本属道德要求、理应可选择的见义勇为行为变为强制义务，这与当代法治精神是不符的。然而，传统法律文化中见义勇为的相关规范也有值得借鉴之处，如合理限度的免责保障与物质奖励，与民法典中的利益补偿原则是相合的。合理地吸收传统法律中有益成分，有利于更好地引领社会形成见义勇为、见义愿为的良好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