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因素对“名股实债”定性的影响

      政策性因素对“名股实债”定性的影响

　　（一）案件简介

　　2016年6月24日，农开基金与万利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约定万利源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农开基金拟出资人民币3千万元对万利源公司增资。同日，万利源公司、农开基金、轩敏义、润丰公司签订《保障协议》，轩敏义系万利源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润丰公司系担保人，为保证各方利益，各方就回购、分红、担保事项等事项进行约定。其中分红约定为：“万利源公司、轩敏义承诺每年进行分红，每年的红利标准不低于农开基金本次增资金额的7.5%。分红支付的时间为当年财务审计后十日内。”。

　　后农开基金与万利源公司、轩敏义、润丰公司就回购事项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涉案的增资扩股的法律性质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

　　（二）法院观点

　　本案二审法院认为涉案的法律关系并非“明股实债”，是为股权投资关系。理由归纳如下：

　　1、《投资协议》确定了农开基金的股东身份，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2、《保障协议》有关投资保障性质的约定亦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

　　3、不参与经营管理符合协议约定，且非判断民事主体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标准。按照固定标准分配利润的约定，能否实际履行还需符合法定条件，与借贷利息性质不同，亦不违反法律规定；

　　4、涉案基金的投资模式承载了省政府发挥农业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股权投资，满足农业企业资金需求，支持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业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方面的重要功能。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在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进涉企资金分配方式，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更好地实现政府调控产业目标方面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涉案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股权投资关系。

　　（三）法律评述

　　比照二审的审判理由，一审法院的观点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之外的一般公司，股东的分红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公司有实际可以用于分配的利润，并且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得到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如果违反法律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返还公司。进而：1、农开基金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承担公司亏损，故本案不能定性为股东出资后的新增资本认购纠纷；2、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保障协议》中明确约定，农开基金向万利源公司提供资金，农开基金每年收取分红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分红的规定；3、农开基金不参与万利源公司经营管理，取得以固定标准计算的收益，不承担风险，且期限届满有权要求轩敏义回购股权，并以固定的计算方式确定股权回购款。综合而观，涉案协议不具有投资的基本特征，名为投资入股，实为借贷。

　　二审法院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理由，主要在于第4项，即政策性因素，考虑到部分省市通过设立基金，政府背书，从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再提供给需求方，以纾困部分企业及行业的融资难问题，但又期待规避风险故，纠纷发生后的司法态度显得极为重要，本案既是法律与政策妥协结果，在一定区域内有实践的参考意见，由此可见，融资方在融资之时，除做法律方面的分析外，亦需甄别有关融资主体、资金等的政策背景，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

　　（四）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基金〔2023〕4号）

　　第28条 政府投资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不得从事以下业务：（一）从事融资担保以外的担保、抵押、委托贷款等业务；（二）投资二级市场股票（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战略配售、定向增发、并购重组除外）、期货、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评级AAA以下的企业债、信托产品、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三）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经批准的公益性捐赠除外）；（四）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五）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六）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基金；（七）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第30条 政府投资基金各出资方应当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在基金章程中明确约定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方式。基金亏损应由出资方共同承担，政府和受托管理机构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为更好地发挥政府出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可通过让渡收益等方式适当让利，但不得向其他出资人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不得承诺最低收益。基金投资营运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合理容忍正常的投资风险，不将正常投资风险作为追责依据。

　　第54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豫财金〔2017〕13号）及《关于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豫财金〔2022〕13号）同时废止。

　　摘录自《典型商事法律案例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