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基本特征

　　刑法的基本特征

　　一般来说，刑法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需要从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刑法的“实然”特征，表现了各国刑法的实际状况;但是，包括我国刑法在内的各国刑法事实上又并非总是如此，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希望这些特征为刑法所具有，因而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应然”的，是作为正当、合理的刑法应当具有的基本特征。

　　1．独立性。在当代民主法治国家，刑法是立法者根据本国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我国《刑法》第1条规定，“根据宪法”，制定刑法。刑法是宪法之下的基本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方面，刑法不能背离宪法，违反宪法的刑法规范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刑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独立地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

　　刑法的意义在于保护而不是调整社会关系。一般来说，刑法总是站在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背后，作为整个法律规则体系规范有效性的最后保障而存在。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主要由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部门法承担，只是在民商、行政等法律部门调整失败且不能通过民事制裁、行政处罚等法律责任实现方法加以保护时，刑法才出台、上场。因此，刑法具有独立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殊属性。

　　2．严厉性。刑法主要以最具痛苦性的制裁手段——刑罚去惩罚犯罪、保护社会。法律制裁包括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三大类。在这三大类法律制裁体系中，刑事制裁体系是最为严厉的，刑罚不仅可以剥夺犯罪人的特定财产、权利，还可以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还能够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刑罚是最为严厉的惩罚方法。所以，严厉性是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刑罚体系是最为严厉的制裁体系，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刑罚方法实际上均比其他法律制裁措施、强制措施严厉。在我国，法律没有确立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能超过刑罚处罚的原则，所以像劳动教养、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的严厉性并不亚于短期自由刑、罚金等刑罚方法。这一点遭到我国法学理论界比较广泛的批评。刑罚通过剥夺犯罪人的权益使罪犯遭受痛苦，这是刑罚的基本属性，刑罚是严厉和痛苦的。但是，刑罚并非可以无限制地剥夺犯罪人的任何权益，刑罚所制造的痛苦也并非越重越好，犯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宗教信仰等不可以被剥夺，[1]禁止残忍的、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待遇和刑罚。

　　3．广泛性。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一般只是调整和保护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例如，民法所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密切相关的人身关系，行政法调整拥有国家行政权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关系，而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则具有广泛性，涉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许多方面，刑法保护的对象范围似乎涵括所有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因为只要立法者将一个法律事实以刑罚作为法律后果，即最后以刑罚制裁手段作为该法律规范有效性的保证，这个法律规范便因此而具有刑法性质，成为一条刑法规范。

　　4．最后性。刑法广泛地保护各种社会关系，但是刑法并非保护全部的社会关系，也并非保护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而是保护重要之社会关系中的具有公共性和重要性的利益，这些利益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于一国的宪法之中，不具有公共性和重要性的利益，刑法不予以保护。因此，刑法具有法律适用的最后性。刑法的最后性主要体现为两点:①刑法作为整个法律规范体系有效性的最后保障而存在，其他法律部门作为一个法律规范体系最终依靠刑法维持其规范效力，刑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保护法、保障法;②只有当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法律部门不足以制止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保护某种重要利益时，立法者才考虑动用刑法，司法者才考虑适用刑法。举例来说，1979年《刑法》第121条规定，违反税收法规，偷税、抗税，情节严重的，以犯罪论。立法上，没有将抗税手段限制在“暴力、威胁方法”的范围内，审判实务中便将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也作为抗税行为对待。1997年《刑法》第202条则从立法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符合刑法最后性的要求。总之，相对于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来说，刑法具有保守性、谦抑性。

　　刑法应当相对保守、谦抑，并不与我国目前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刑法规范体系逐渐扩张的趋势相矛盾。我国刑法目前有430多个罪名，总体上讲，数量偏少，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的刑法规范体系还不够具体、精细，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的刑事法网网眼还相当宽大。自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刑法的罪名数量增加迅速，这一方面促使刑法规范体系的具体化、精细化，因而满足了科学性、确定性的需要;另一方面逐渐地扩展了犯罪圈，基本上符合有效保护社会的需要。今后，我国刑法的这一发展趋势将会继续。一方面，罪名将会继续分解以不断提高刑法规范的具体与细致;另一方面，新犯罪类型的罪名将实质性地继续增加，尤其是经济犯罪、行政犯罪方面的新罪名将不间断地增加，刑事法网逐步趋于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