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是否需要目标公司签章

    裁判要旨：

    1.目标公司不必然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非合同主体的目标公司未签章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2. 增资方与原股东之间有关股份赎回权的约定，并不会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亦不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的，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案情简介：

    一、2014年7月16日，成都中铁与海王星公司原股东王翎羽、陈星、胡秀芳签署了《增资协议》，约定：由成都中铁认购新增注册资本500万元；后各方履行了缴纳增资款、工商登记、签发股份证明书的义务。同日，协议各方签署《补充协议一》，其中第二条“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约定：海王星公司增资后三年内未完成IPO的，成都中铁有权行使赎回权。

    二、2015年7月30日，各方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终止《补充协议一》第二条“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

    三、2015年8月20日，《增资协议》的缔约各方签订《补充协议三》，重新约定了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该条款与《补充协议一》的约定一致。海王星公司并未在上述三份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

    四、2017年9月27日，成都中铁以EMS特快专递并公证的方式向王翎羽、陈星、胡秀芳寄送《股份赎回通知函》，要求王翎羽、陈星、胡秀芳按照《补充协议三》的约定履行股份回购义务。海王星公司董事刘杰通过电子邮件向王翎羽、陈星、胡秀芳分别发送了《股份赎回通知函》。

    五、成都中铁向天津一中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翎羽、陈星、胡秀芳向成都中铁支付7241.75万元及其利息，用于回购成都中铁所持有的海王星公司的全部股份。

    六、天津一中院判决：王翎羽向成都中铁给付3859.43万元及相应利息；陈星向成都中铁给付2687.97万元及相应利息；胡秀芳向成都中铁给付694.35万元及相应利息。后胡秀芳提起上诉，天津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观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一、海王星公司是否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

    二、《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三》中关于股权赎回条款的效力。

    我们认为：《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均是约定原股东（王翎羽、陈星、胡秀芳等）与新股东（成都中铁等）之间增资入股及股权转让相关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海王星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不享有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其仅为合同列明的目标公司，不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非合同主体的海王星公司未在《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上签章，不影响《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效力。

    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属于对股权投资进行估值调整的协议，相关约定指向未来不确定经营目标，并以该经营目标作为预先设定的股份赎回条件。该约定为公司股东间关于股权转让的商业判断和惯常商业操作模式，是各商主体通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为合法有效。

    实务经验总结：

    一、对目标公司来讲，一般而言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不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也不必然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在对赌条款中各方约定由目标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目标公司是合同主体，其未签章的，股权转让合同不生效。

    二、对增（投）资方来讲，对目标公司增（投）资的同时约定股份赎回或者股权退出条款，是一种惯常的商业操作模式，本质上是附条件的股权转让。新老股东各方约定“在目标公司预期盈利目标无法实现时，重新确定股权比例”时，应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损害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增资方在相关协议中，最好明确约定行使赎回权的条件、赎回价格的计算方式、赎回通知的方式及其送达等内容；尽量约定由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原股东承担赎回义务，避免由目标公司承担赎回义务；当触发赎回条件时，增资方应该及时行使赎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