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同效力”

　　合同效力，是指合同所产生的法律上的拘束力和强制力，亦有解释为合同在法律上的权能和效果。学者们认为，《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1款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是一个“著名”和“精辟”的论断，既“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规定确认了合同的强制力，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律上的集中表现。

　　简而言之，合同效力就是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理解这种法律效力，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法律效力只约束合同当事人自己，不得及于第三人。因此，合同的效力主要是指对合同当事人的拘束力和强制力，即合同依法成立后，作为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应受合同的约束，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正确行使合同权利，违反合同约定则要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合同产生法律效力后对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也产生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是指拘束力和对抗力。拘束力表现为，合同以外的任何人不能干涉或侵犯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不能非法干涉或阻挠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对抗力则表现在，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事实会对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发生影响，如相关的保证人、合同以外的合同受益人，与合同当事人串通损害当事人利益的第三人等。

　　在学理上，对于合同效力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一种认为，合同的效力指合同订立后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上的影响，即合同依法成立即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另一种认为，合同的效力是指法律对已经成立的合同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的不同，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即产生不同的效力状态，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以合同的成立作为前提的。这两种观点前者被称为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后者被称为合同与生效的“分离论”。原《合同法》采用了“统一论”，原《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然，该条第2款也对成立与生效作了例外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办理合同批准、登记手续，经批准登记，合同才能生效。

　　这种规定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反映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趋势，即减少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中主体之间合同关系的干预，充分尊重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公民、法人、经济组织享有订立合同的权利及意愿；减少行政权力对合同的事先审批，通过制定严格的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加强对合同的事后监督，保障当事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同时承担依法订立合同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