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作为联结交易主体的法律纽带，其订立与履行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的稳定与交易安全。然而，因条款约定不明、履行瑕疵、情势变更等引发的合同纠纷屡见不鲜，不仅损耗交易成本，还可能破坏商业信誉。本文结合《民法典》合同编核心规则与最新司法实践，从纠纷类型、风险防范、解决路径三个维度，为市场主体提供实务指引。
一、合同纠纷的常见类型与法律认定
合同纠纷的本质是权利义务的冲突，司法实践中主要集中于四类典型情形：
•履行类纠纷：占比最高，包括迟延履行（如逾期付款、逾期交货）、部分履行（如数量短缺）、瑕疵履行（如产品质量不达标）等。例如供应商未按约定标准交付建材，导致施工方工期延误，即构成履行违约，需按《民法典》第577条承担赔偿责任。
•效力类纠纷：因合同订立过程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情形，一方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销。需注意，婚姻、收养等身份关系协议不适用《民法典》合同编规定，应遵循专门法律调整。
•条款解释纠纷：合同用语模糊或约定不明引发争议，如“行业标准”“合理期限”等未量化表述，法院将依据《民法典》第510条，结合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综合解释。
•情势变更纠纷：疫情、政策调整等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况导致合同基础动摇，如餐饮企业因防控要求无法经营而主张租金减免，需举证证明情势变更与合同履行障碍的直接关联。
二、事前风险防范：合同订立与履行的核心要点
合同纠纷的化解，事前防范远胜于事后救济，关键在于筑牢“合同防火墙”：
•规范合同形式与条款：除法律允许的口头形式外，重要交易应采用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等），明确约定当事人信息、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及争议解决方式等核心条款。格式条款提供方需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否则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强化证据留存意识：合同原件、履行凭证（送货单、验收单、转账记录）、沟通记录（微信、邮件）等均需完整保存。电子证据可通过区块链存证固化，其法律效力已被司法实践认可，能有效避免篡改风险。
•严守履行边界与诚信原则：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金融机构等主体不得通过“融资承诺费”等名义收取额外费用，否则可能被认定为“砍头息”而不予支持。
三、事后权益救济：纠纷解决的四大路径
当纠纷发生时，应遵循“高效、低成本”原则选择救济方式，仲裁与诉讼不可并行，需提前明确约定：
•协商和解：优先通过直接沟通达成书面和解协议，明确争议解决方案、履行期限及责任，避免口头约定引发后续争议。该方式无需第三方介入，是最快捷的纠纷化解途径。
•第三方调解：协商未果可向行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法院/仲裁机构申请诉前调解。调解协议经法院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既节省时间成本，又能维护商业合作关系。
•仲裁解决：合同约定有效仲裁条款（明确仲裁机构与事项）的，可向约定仲裁委申请仲裁。其核心优势为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能快速化解争议并保护商业秘密，裁决生效后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诉讼救济：无仲裁约定或仲裁条款无效时，可向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诉。需注意3年诉讼时效（自权利受损之日起算），起诉时应提交起诉状、合同原件、完整证据链（如鉴定报告、损失证明）。复杂案件可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对方转移财产。
四、典型案例启示：司法实践的核心导向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典型案例，凸显了合同纠纷审理的三大导向：一是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国企与民企在合同关系中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二是规范权利行使边界，金融机构不得因轻微违约即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三是善意文明执行，避免超范围查封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例如某承揽合同纠纷中，法院采用执前扣划措施，既兑现胜诉方权益，又避免败诉方征信受损，实现互利共赢。
引用法条
合同纠纷的本质是规则与诚信的博弈，市场主体既要通过规范合同订立、强化证据管理防范风险，也要在纠纷发生时理性运用法律工具维权。遵循“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依法救济”的逻辑，方能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